您好,欢迎进入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请登录][免费注册] 我的办公室 |客服中心|English
- 资讯
中国应理直气壮抓出口增长
西方提出的“全球经济再平衡论”，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从我国经济建设的长远发展来看，建设方针的提法似应提内外需并重。
要纠正对外需下降的若干误判，企业面临的一些困难，相当程度并非外需下降，而是我国出口商品竞争力下降，但是竞争力下降却被误判为外需下降。
刺激出口增长的路径依赖是上调出口退税率和放松出口退税政策，但要考虑财政合理负担和出口退税政策的准确定位，不可滥用。
要特别考虑调整人民币汇率，这既是减轻财政压力的有效办法，也是保持出口贸易合理增长的需要。
从改革开放30年的建设经验看，要使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出口贸易要领先增长，至少要比经济增长速度快3--5个百分点。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8%，这就要求当年出口贸易名义增长率的最低目标应是13%，2008年我国出口贸易名义增长率是17.2%，实际增长率是10%左右(海关总署计算是7.9%)，就是说，2009年出口贸易名义增长速度可以低于2008年，但实际增长率不应低于2008年。为了理直气壮抓出口贸易增长，不仅需要澄清一些认识问题，还要有合理、有效的政策组合。
一、“中国出口太多”体现发达国家话语权
近两三年，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的说法很流行，这确实体现了西方世界的话语权，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也跟着这样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经济学家说，原因都是因为美国人超高消费，中国和东亚出口太多造成的，现在美国人不应像过去那样消费了，中国也不应该像过去搞那么多的出口了，世界经济需要“再平衡”。从现象上观察，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这是站在西方的、特别是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说的话，现在都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依据，这个理论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国家利益，我们不能按照他们的意图去建立世界经济平衡。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13%，劳动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只能靠商品出口流动，2007年中国出口只占世界总出口的8.9%，而德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26%，出口占9.6%；美国人口只占世界的4.6%，出口占8.4%;日本人口只占世界的1.96%，出口占世界的5.2%；欧元区15国人口只占世界的5.3%，出口却占到世界的34.8%。从贸易顺差规模来看，当年贸易顺差额最大的是德国，为2680亿美元，其次才是中国，2622亿美元。中国的出口在这么低的水平上都要遭到限制，说穿了就是要限制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经济确实不平衡，2007年美国GDP达13.7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5.4%，中国不过6.4%，中国只有加速增长，更多出口才能使世界经济达到平衡。从理论上说，中国出口贸易占到世界总出口20%至25%的时候，才谈得上转变世界增长模式问题。现在，更需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调整的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而不是限制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
从我国经济建设的长远发展来看，建设方针的提法似应提内外需并重。这个道理很明了，我国自然资源禀赋，不足以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我国人口规模和就业压力决定了我国充当“世界工厂”的角色，所以，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长远发展有重大影响。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增长是很快的，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也基本是恰当的，可以再提高一些(主要是农村)，但刻意拔高难以做到。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不能只剩下投资，因此也要保出口贸易增长，也就是说，不仅要努力扩大内需，也要十分重视外需。提法似乎也应是“努力扩大内需与积极争取外需相结合”，这与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经济增长靠投资、出口、消费协调拉动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二、正确使用出口退税的政策杠杆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出口形势急剧恶化，迫于日趋严重的外贸出口压力，出口退税政策又一次惯性地成为了推动出口增长的工具。从2008年8月起至今，国家税务总局分别于2008年8月、11月、12月、2009年1月、2月提高部分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仅仅7个月内，国家税务总局就5次出台了出口商品出口退税调整政策，如此频繁的出口退税调整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实属罕见。那么，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看待出口退税调整的政策选择。
上调出口退税税率对于稳定当前出口贸易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不断提升出口退税率也面临着很多困境和矛盾，不仅有国家财力问题，也有外部压力问题。
(一) 刺激出口增长与财政负担、体制的矛盾
这首先是因为“应退尽退”与财政负担能力的矛盾。我国税制结构与发达国家不同，从税制结构看，我国增值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较高，2008年国内增值税占全国税收总额的31.3%，是最大的税种。过去还曾高达49%，而OECD国家中征收增值税的国家这一比重仅为17%左右。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的比重普遍在30%左右，而我国2008年个人所得税占全国税收比重不过6.4%。由于税制结构的差异，我国出口退税规模比发达国家大，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也远远大于以直接税为主的发达国家。所以发达国家容易做到“应退尽退”，而我国很难做到，如果我国勉强实行“应退尽退”，就要大大影响税收收入，特别是严重影响中央财政收入。出口退税率的频繁调整实际上是政府在财政负担能力与出口增长之间“相机抉择”的结果。
其次是增值税“中性”原则与“差别退税”的矛盾。从财政负担能力考虑，现在实际实行的是“差别退税”。“差别退税”所体现的产业政策对调整和提升出口结构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它违背了增值税的“中性”原则，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尽管这是必要的，但可能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除了必须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的明确信息之外，其他产品出口都应当由市场决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只能是少数被扶持的产业和产品，大多数产品的退税率不可能制定得很合理。因此，“差别退税”政策不适宜规定太细，而且应当尽可能保持稳定，避免频繁调整。
再次是出口退税与增值税分享体制的矛盾。增值税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中央税，在我国是中央与地方共享税。除按照75：25比例分成外，1994年税制改革还规定了1：0.3的增量返还，因此中央得到的增值税收入不足75%。2004年后的新税制规定由地方分担25%的出口退税，在2004年前中央负担全部出口退税体制下，可能存在中央对东部地区的隐形转移支付，但在2004年后的体制下，采购地与出口地的不一致导致了采购地的地方政府获得了增值税，而出口地的地方政府却要用自己的财政收入退税，造成了地区之间新的不公平。许多出口地出现了财政倒贴的现象，而且往往是层级低的地方政府实际负担出口退税，这使它们在财政上发生严重困难。2005年后进行了修订，地方负担的比例进一步下调为超基数部分的7.5%，并且规定不得把出口退税负担分解到乡镇和企业。市县间的负担不均衡由省级财政统筹解决。这些新措施虽然缓解了中央地方分担机制的矛盾，但也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而且又回到了中央财政是否始终有能力基本全部负担出口退税，以及对东部发达地区和出口比重高的地区存在隐形转移支付的老问题上。
(二) 刺激出口增长与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矛盾
从2008年8月开始的出口退税调整来看，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大幅度提高退税率的对象，提高出口退税率对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长效果较为明显。
但也要防止在这种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出口退税政策作为单纯刺激出口增长的工具，而把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新的政策目标丢掉。从2008年8月份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为了实现刺激出口增长所做的税率调整来看，显然存在这种只顾眼前，放弃主要的长远目标的危险。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和防范。
(三) 出口退税规模过大也存在外部压力
我国出口退税规模的不断扩大，已经引起国际舆论的质疑，也有些西方舆论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对出口的暗中补贴。从理论上计算，2008年我国出口退税规模总额为65681亿元人民币。以高估的35%增加值率计算，得出出口部门增加值为65681亿元乘以35%，即22988亿元，这就是出口部门的应税额，按17%的增值税率计征，出口部门交纳增值税额为3908亿元，即便按照全额退税，也就是3908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增值税实际征收额1.81万亿元的21.6%。而2008年出口退税实际规模达到5866亿元，超过理论退税额1958亿元，实际退税占当年国内增值税实际数额的比重超过32%。这就给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攻击我国对出口贸易实行暗中补贴的口实。
三、大胆使用人民币汇率手段增强竞争力
中国从2005年7月以来的人民币汇率改革，究其初衷，在国际上是为了减轻贸易摩擦压力；在国内宏观经济上是为了减少贸易顺差的增长幅度以缓解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多。从政策设计的预期来看，应当说总体上已经达到了目标。三年来出口贸易增长速度的回落和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升值，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贸易摩擦的压力并堵塞了西方反华势力攻击对华经贸关系的借口。这种让步和妥协在当初的决策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中国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升值，使国家持有的巨额美元资产同等幅度缩水，在以美元计算价格的海外投资的资产存量同等幅度缩水。由此造成的国民收益损失来换取国际经贸环境的缓和，只是国际经贸斗争中的策略选择，不应把它看做是一种战略方向。
高额贸易顺差将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经常状态，即便是在实行出口贸易减速政策力度很大的200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仍然达到2955亿美元，同样向银行提供了相当大的流动性，但2008年第四季度以后中国物价涨幅明显下降，这时候为什么“流动性过剩”问题突然消失了呢？这说明减少贸易顺差与限制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剩并不具有必然联系，而银行资金流动性较多与通货膨胀也不具有必然联系，因此，减少贸易顺差对于改善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并无实际意义，因此不能因贸易顺差数额大就出台减顺差的政策。
尽管从2008年9月开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实际上停止了大幅度升值的步伐，但是从8月份开始，美元对欧洲各主要货币普遍升值，在人民币汇率实际盯住美元的情况下，人民币也对欧洲货币和澳元出现较大幅度升值，截止2009年3月10日欧元对人民币汇率为8.6874，相较于2008年7月1日10.8071，人民币升值约24.4%。德意志银行外汇分析师认为，人民币对欧元每升值10%，中国对欧元区的出口量增长率将下降3个百分点。如果以美元计算，中国对欧元区的出口增长率将从2008年的26%下降到2009年的1%。但中国货币当局对此未做出反映。中国商务部负责人甚至声称，中国不以人民币汇率贬值来刺激出口。因此这就发生一个使用政策工具的成本比较问题。
可以做一个理论计算：先按照窄口径计算，2008年一般贸易方式6626亿美元出口额，以6.846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平均价，出口退税实际金额为5866元人民币，假设人民币汇率年平均价下调5%，出口退税只需付出3599.8亿元人民币，可节约财政资金2266亿元。
以2266亿元人民币的财政资金代价换取5%的人民币汇率，代价不小。再按照最宽口径计算，即按照本文上述的一般贸易出口加上加工贸易国内配套部分，2008年出口退税规模也只应为3908亿元，与出口退税实际发生额5866亿相差1958亿元，如果没有这笔财政支出，
人民币汇率年平均价需从6.846贬为7.050，即贬值3%，所以，现在所谓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是出口退税超额支付的汇率。在采取大幅度提高退税率的政策措施后，按照窄口径计算，假设2009年实际退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2008年实际退税率为13%，即出口退税实数除以一般贸易出口的人民币价格)，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再假设2009年一般贸易出口只增长5%，那么2009年出口退税规模比上年要增加802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4%；假设实际出口退税率提高2个百分点，汇率不变，一般贸易出口增速还是5%，那么2009年出口退税规模将达到7144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加1278亿元，增长22.8%。这个增长速度还不算高，但对于2009年经济形势并不很乐观的中央财政总收入来说，无疑将成为巨大的开支项目。
有一种担心是认为人民币贬值将引起国际资本流出，影响国际收支。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可能性，但实际上由于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仍然较严格，金融市场也未完全开放，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十分有限，而汇率政策也不是调节国际收支的唯一手段。所以，大胆使用汇率手段应成为促进外贸出口和增强商品竞争力的重要措施。
四、其他政策组合
在其他的贸易救助政策中，贸易融资是最现实和最迫切的问题。出口困难也不完全是进口国居民购买欲望和能力的绝对下降，而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其他原因所造成。2008年12月中旬当作者访问香港著名的跨国商贸企业??利丰集团时，其董事局主席冯国经先生告诉作者，国外进口商对中国出口商品采购量的下降，其重要原因不是该国居民的购买力，而是进口商难以从金融机构得到流动资金贷款来购货，因为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普遍遇到了流动性困难。根据WTO的报告，2008年年底全球贸易融资缺口为250亿美元。这个情况再次证明存在对外需下降的错误判断。同时也说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环境下，保持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的政策，除了需要加强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之外，还需要采取出口信贷方面的金融扶持措施。
另一种贸易融资的服务方向是，为加工贸易企业的产品内销提供融资，这样还可以降低融资风险。为了促进这种产品内销，应对内销产品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当企业补交较低税率的税收后，允许产品进入中国境内市场，以培育这种产品的市场规模使其达到规模效益，通过产量的规模效益培育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因此，在加强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中国国内市场的作用，通过内外需相结合、内外贸相沟通来达到加强中国出口商品竞争力的目的。
要纠正对外需下降的若干误判，企业面临的一些困难，相当程度并非外需下降，而是我国出口商品竞争力下降，但是竞争力下降却被误判为外需下降。
刺激出口增长的路径依赖是上调出口退税率和放松出口退税政策，但要考虑财政合理负担和出口退税政策的准确定位，不可滥用。
要特别考虑调整人民币汇率，这既是减轻财政压力的有效办法，也是保持出口贸易合理增长的需要。
从改革开放30年的建设经验看，要使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出口贸易要领先增长，至少要比经济增长速度快3--5个百分点。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8%，这就要求当年出口贸易名义增长率的最低目标应是13%，2008年我国出口贸易名义增长率是17.2%，实际增长率是10%左右(海关总署计算是7.9%)，就是说，2009年出口贸易名义增长速度可以低于2008年，但实际增长率不应低于2008年。为了理直气壮抓出口贸易增长，不仅需要澄清一些认识问题，还要有合理、有效的政策组合。
一、“中国出口太多”体现发达国家话语权
近两三年，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的说法很流行，这确实体现了西方世界的话语权，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也跟着这样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经济学家说，原因都是因为美国人超高消费，中国和东亚出口太多造成的，现在美国人不应像过去那样消费了，中国也不应该像过去搞那么多的出口了，世界经济需要“再平衡”。从现象上观察，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这是站在西方的、特别是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说的话，现在都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依据，这个理论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国家利益，我们不能按照他们的意图去建立世界经济平衡。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13%，劳动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只能靠商品出口流动，2007年中国出口只占世界总出口的8.9%，而德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26%，出口占9.6%；美国人口只占世界的4.6%，出口占8.4%;日本人口只占世界的1.96%，出口占世界的5.2%；欧元区15国人口只占世界的5.3%，出口却占到世界的34.8%。从贸易顺差规模来看，当年贸易顺差额最大的是德国，为2680亿美元，其次才是中国，2622亿美元。中国的出口在这么低的水平上都要遭到限制，说穿了就是要限制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经济确实不平衡，2007年美国GDP达13.7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5.4%，中国不过6.4%，中国只有加速增长，更多出口才能使世界经济达到平衡。从理论上说，中国出口贸易占到世界总出口20%至25%的时候，才谈得上转变世界增长模式问题。现在，更需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调整的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而不是限制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
从我国经济建设的长远发展来看，建设方针的提法似应提内外需并重。这个道理很明了，我国自然资源禀赋，不足以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我国人口规模和就业压力决定了我国充当“世界工厂”的角色，所以，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长远发展有重大影响。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增长是很快的，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也基本是恰当的，可以再提高一些(主要是农村)，但刻意拔高难以做到。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不能只剩下投资，因此也要保出口贸易增长，也就是说，不仅要努力扩大内需，也要十分重视外需。提法似乎也应是“努力扩大内需与积极争取外需相结合”，这与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经济增长靠投资、出口、消费协调拉动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二、正确使用出口退税的政策杠杆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出口形势急剧恶化，迫于日趋严重的外贸出口压力，出口退税政策又一次惯性地成为了推动出口增长的工具。从2008年8月起至今，国家税务总局分别于2008年8月、11月、12月、2009年1月、2月提高部分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仅仅7个月内，国家税务总局就5次出台了出口商品出口退税调整政策，如此频繁的出口退税调整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实属罕见。那么，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看待出口退税调整的政策选择。
上调出口退税税率对于稳定当前出口贸易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不断提升出口退税率也面临着很多困境和矛盾，不仅有国家财力问题，也有外部压力问题。
(一) 刺激出口增长与财政负担、体制的矛盾
这首先是因为“应退尽退”与财政负担能力的矛盾。我国税制结构与发达国家不同，从税制结构看，我国增值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较高，2008年国内增值税占全国税收总额的31.3%，是最大的税种。过去还曾高达49%，而OECD国家中征收增值税的国家这一比重仅为17%左右。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的比重普遍在30%左右，而我国2008年个人所得税占全国税收比重不过6.4%。由于税制结构的差异，我国出口退税规模比发达国家大，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也远远大于以直接税为主的发达国家。所以发达国家容易做到“应退尽退”，而我国很难做到，如果我国勉强实行“应退尽退”，就要大大影响税收收入，特别是严重影响中央财政收入。出口退税率的频繁调整实际上是政府在财政负担能力与出口增长之间“相机抉择”的结果。
其次是增值税“中性”原则与“差别退税”的矛盾。从财政负担能力考虑，现在实际实行的是“差别退税”。“差别退税”所体现的产业政策对调整和提升出口结构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它违背了增值税的“中性”原则，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尽管这是必要的，但可能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除了必须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的明确信息之外，其他产品出口都应当由市场决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只能是少数被扶持的产业和产品，大多数产品的退税率不可能制定得很合理。因此，“差别退税”政策不适宜规定太细，而且应当尽可能保持稳定，避免频繁调整。
再次是出口退税与增值税分享体制的矛盾。增值税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中央税，在我国是中央与地方共享税。除按照75：25比例分成外，1994年税制改革还规定了1：0.3的增量返还，因此中央得到的增值税收入不足75%。2004年后的新税制规定由地方分担25%的出口退税，在2004年前中央负担全部出口退税体制下，可能存在中央对东部地区的隐形转移支付，但在2004年后的体制下，采购地与出口地的不一致导致了采购地的地方政府获得了增值税，而出口地的地方政府却要用自己的财政收入退税，造成了地区之间新的不公平。许多出口地出现了财政倒贴的现象，而且往往是层级低的地方政府实际负担出口退税，这使它们在财政上发生严重困难。2005年后进行了修订，地方负担的比例进一步下调为超基数部分的7.5%，并且规定不得把出口退税负担分解到乡镇和企业。市县间的负担不均衡由省级财政统筹解决。这些新措施虽然缓解了中央地方分担机制的矛盾，但也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而且又回到了中央财政是否始终有能力基本全部负担出口退税，以及对东部发达地区和出口比重高的地区存在隐形转移支付的老问题上。
(二) 刺激出口增长与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矛盾
从2008年8月开始的出口退税调整来看，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大幅度提高退税率的对象，提高出口退税率对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长效果较为明显。
但也要防止在这种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出口退税政策作为单纯刺激出口增长的工具，而把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新的政策目标丢掉。从2008年8月份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为了实现刺激出口增长所做的税率调整来看，显然存在这种只顾眼前，放弃主要的长远目标的危险。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和防范。
(三) 出口退税规模过大也存在外部压力
我国出口退税规模的不断扩大，已经引起国际舆论的质疑，也有些西方舆论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对出口的暗中补贴。从理论上计算，2008年我国出口退税规模总额为65681亿元人民币。以高估的35%增加值率计算，得出出口部门增加值为65681亿元乘以35%，即22988亿元，这就是出口部门的应税额，按17%的增值税率计征，出口部门交纳增值税额为3908亿元，即便按照全额退税，也就是3908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增值税实际征收额1.81万亿元的21.6%。而2008年出口退税实际规模达到5866亿元，超过理论退税额1958亿元，实际退税占当年国内增值税实际数额的比重超过32%。这就给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攻击我国对出口贸易实行暗中补贴的口实。
三、大胆使用人民币汇率手段增强竞争力
中国从2005年7月以来的人民币汇率改革，究其初衷，在国际上是为了减轻贸易摩擦压力；在国内宏观经济上是为了减少贸易顺差的增长幅度以缓解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多。从政策设计的预期来看，应当说总体上已经达到了目标。三年来出口贸易增长速度的回落和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升值，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贸易摩擦的压力并堵塞了西方反华势力攻击对华经贸关系的借口。这种让步和妥协在当初的决策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中国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升值，使国家持有的巨额美元资产同等幅度缩水，在以美元计算价格的海外投资的资产存量同等幅度缩水。由此造成的国民收益损失来换取国际经贸环境的缓和，只是国际经贸斗争中的策略选择，不应把它看做是一种战略方向。
高额贸易顺差将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经常状态，即便是在实行出口贸易减速政策力度很大的200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仍然达到2955亿美元，同样向银行提供了相当大的流动性，但2008年第四季度以后中国物价涨幅明显下降，这时候为什么“流动性过剩”问题突然消失了呢？这说明减少贸易顺差与限制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剩并不具有必然联系，而银行资金流动性较多与通货膨胀也不具有必然联系，因此，减少贸易顺差对于改善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并无实际意义，因此不能因贸易顺差数额大就出台减顺差的政策。
尽管从2008年9月开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实际上停止了大幅度升值的步伐，但是从8月份开始，美元对欧洲各主要货币普遍升值，在人民币汇率实际盯住美元的情况下，人民币也对欧洲货币和澳元出现较大幅度升值，截止2009年3月10日欧元对人民币汇率为8.6874，相较于2008年7月1日10.8071，人民币升值约24.4%。德意志银行外汇分析师认为，人民币对欧元每升值10%，中国对欧元区的出口量增长率将下降3个百分点。如果以美元计算，中国对欧元区的出口增长率将从2008年的26%下降到2009年的1%。但中国货币当局对此未做出反映。中国商务部负责人甚至声称，中国不以人民币汇率贬值来刺激出口。因此这就发生一个使用政策工具的成本比较问题。
可以做一个理论计算：先按照窄口径计算，2008年一般贸易方式6626亿美元出口额，以6.846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平均价，出口退税实际金额为5866元人民币，假设人民币汇率年平均价下调5%，出口退税只需付出3599.8亿元人民币，可节约财政资金2266亿元。
以2266亿元人民币的财政资金代价换取5%的人民币汇率，代价不小。再按照最宽口径计算，即按照本文上述的一般贸易出口加上加工贸易国内配套部分，2008年出口退税规模也只应为3908亿元，与出口退税实际发生额5866亿相差1958亿元，如果没有这笔财政支出，
人民币汇率年平均价需从6.846贬为7.050，即贬值3%，所以，现在所谓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是出口退税超额支付的汇率。在采取大幅度提高退税率的政策措施后，按照窄口径计算，假设2009年实际退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2008年实际退税率为13%，即出口退税实数除以一般贸易出口的人民币价格)，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再假设2009年一般贸易出口只增长5%，那么2009年出口退税规模比上年要增加802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4%；假设实际出口退税率提高2个百分点，汇率不变，一般贸易出口增速还是5%，那么2009年出口退税规模将达到7144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加1278亿元，增长22.8%。这个增长速度还不算高，但对于2009年经济形势并不很乐观的中央财政总收入来说，无疑将成为巨大的开支项目。
有一种担心是认为人民币贬值将引起国际资本流出，影响国际收支。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可能性，但实际上由于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仍然较严格，金融市场也未完全开放，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十分有限，而汇率政策也不是调节国际收支的唯一手段。所以，大胆使用汇率手段应成为促进外贸出口和增强商品竞争力的重要措施。
四、其他政策组合
在其他的贸易救助政策中，贸易融资是最现实和最迫切的问题。出口困难也不完全是进口国居民购买欲望和能力的绝对下降，而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其他原因所造成。2008年12月中旬当作者访问香港著名的跨国商贸企业??利丰集团时，其董事局主席冯国经先生告诉作者，国外进口商对中国出口商品采购量的下降，其重要原因不是该国居民的购买力，而是进口商难以从金融机构得到流动资金贷款来购货，因为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普遍遇到了流动性困难。根据WTO的报告，2008年年底全球贸易融资缺口为250亿美元。这个情况再次证明存在对外需下降的错误判断。同时也说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环境下，保持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的政策，除了需要加强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之外，还需要采取出口信贷方面的金融扶持措施。
另一种贸易融资的服务方向是，为加工贸易企业的产品内销提供融资，这样还可以降低融资风险。为了促进这种产品内销，应对内销产品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当企业补交较低税率的税收后，允许产品进入中国境内市场，以培育这种产品的市场规模使其达到规模效益，通过产量的规模效益培育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因此，在加强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中国国内市场的作用，通过内外需相结合、内外贸相沟通来达到加强中国出口商品竞争力的目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8号（恒基中心）办公楼2座8层 邮编：100005
电话总机：010-58280809 传真：010-58280810，010-58280820 会员服务邮箱：member@cccme.org.cn
会员服务热线: 010-58280888，010-58280836（工作日上午8：00-12：00 下午13：30-17：00）
Copyright © CCCME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版权所有 京ICP备11002874号-14|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610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