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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中国该如何应对
被视为人类遏制全球变暖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于本周开幕。有效协议能否达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如何承担各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完成碳减排的目标？前者如何向后者转让资金与技术？中国的责任与义务何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分叉路口，中国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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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与穷国的博弈
根据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3次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巴厘路线图》的规定，此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将努力通过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以代替2012年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规定了2008年到2012年的温室气体减排总量目标，而没有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强制的量化减排要求。确定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2012年至2020年，又称“中期减排目标”的量化减排目标，是此次会议的一大核心议题。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的气候问题专家迪林格表示，会议的最大看点就是能否弥合各国在减排目标上的分歧，并朝着统一、正确的方向前进。
就前期的讨论结果看，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应对碳减排。12月3日，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宣布，到2020年，印度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20%?25%。此前，中国政府已于11月26日公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全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在担当减排责任时“裹足不前”。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计，发达国家需要到2020年前，在1990年排放量基础上减排25%至40%，才能避免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影响。发展中国家据此要求发达国家到2020年，应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0%。然而，正如加拿大环保组织戴维？铃木基金会的马歇尔所指出，发达国家的减排水平不能让人满意。
专家指出，美、日等排放大国在减排承诺上要么玩“文字游戏”，如美国11月25日宣布减排目标，比2005年减排17%，若换算成以1990年为基准，实际上只减排4%；要么开“空头支票”，如日本虽提出25%的减排目标，却同时要求所有主要排放国都参与减排，与联合国确立的原则相悖。即使是对气候谈判最积极的欧盟，也只承诺20%到30%的减排目标。只有挪威承诺减排40%。
除了减排幅度，在资金和技术方面，虽然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表示了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意愿，但在资金数额是多少，由哪些国家以什么方式提供等方面，始终没有具体承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德布尔表示，为帮助有关国家适应目前已经无法避免的气候变化影响，今后3年每年至少需要100亿美元，长期来看更是需要按千亿美元计算的巨额资金。欧盟预测，从2020年起，发展中国家每年至少需要1000亿欧元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其中一半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
这些钱由谁来掏？德布尔明确提出，欧盟、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有责任应对气候变化，也更有能力提供资金。然而，今年10月欧盟秋季首脑会议就气候变化问题形成的文件，绝口不提欧盟早先达成的具体资金数额，特意模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界限，强调所有国家都要作出贡献。
实际上，答案早就写在了白纸黑字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都指出，发达国家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原因很简单：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是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责任人。
数据显示，从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到1950年，在人类燃烧化石燃料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的排放占了95%。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总排放量的77%。即便在今天，占世界人口约22%的发达国家仍消耗着全球70%以上的能源，排放50%以上的温室气体。多数发达国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多数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一些小岛国甚至可能因此遭受“没顶”之灾。
在道义的压力下，发达国家虽然口头上表示愿意出钱帮助发展中国家，但在实际掏钱时却都扭扭捏捏，一直没有拿出让国际社会满意的资金方案。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77国集团上月底在北京达成共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应涵盖长期合作、缓冲、资金和技术转让等内容，并应考虑落后国家、岛屿国和非洲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特殊需求。
77国集团主席国代表迪平指出，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应有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因此，光讲求人道只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和无谓地制造出更多的排放”。他说：“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手中有钱的国家不愿意出钱解决那些实际上是由他们所造成的问题。”而在不少人看来，资金问题已成了会议的最大障碍。丹麦气候与能源大臣康妮？赫泽高表示，“财政方面的决定”是发达国家面临的最紧迫问题。
据英国《卫报》报道，一份机密文件显示，欧盟希望使用现有的海外援助资金来帮助穷国应对气候变化，而并不打算新增资金。该报道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求在2020年之前每年得到4000亿美元，而发达国家只同意付出1000亿欧元约1646亿美元，双方的立场几乎不可调和。
“技术上的支持也需要发达国家更明确的表态。”一位分析人士指出，“因为发达国家在清洁能源技术上拥有绝对优势，以何种方式、何种价格转让或出售技术，主动权在发达国家手中。”
2
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压力
11月26日，中国政府公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即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远远超出了“巴厘路线图”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
尽管如此，包括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项目主任迈克尔？列维在内的众多人士还是认为，中国的这番承诺并不足以打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谈判僵局。发展中国家减排压力仍然很大。
东方证券分析师郑恺量化地分析道，一方面，尽管2005年我国人均碳排放量仅为1.24吨，但由于人口基数很大，导致目前排放总量在16.13亿吨左右，仅次于美国的17.96亿吨。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区别的是，我国的承诺减排不是以绝对量为基础，而是以单位
GDP排放为基础，这是一个相对量指标，表明只要我国经济仍在快速增长过程中，未来的碳排放就将保持快速增长。据其计算，假定我国未来10年仍以7.5%的GDP增速成长，2020年我国的碳排放数量经过减排40%后，将达到28.64亿吨，届时将占到全球排放量的36%，远超其他国家。“这样很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并导致国际减排压力上升，如碳关税等会迫使我们做出更大的减排承诺。”
郑恺表示，“此外，目前大多数国家在碳排放上已经有利益一致化趋向，特别是一些受害的中小不发达国家，如马尔代夫、图瓦卢等利益团体，他们将代表其他经济体向我们施压。谈判态势对中国、印度等排放大国非常不利。一般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大幅度减排；而发达国家却无意为这些国家设立有约束力的减排义务，但会要求发展中排放大国承担减排义务。一般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其谈判目标，也会支持发达国家的这一立场，这恰恰是发达国家分化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因此，中国此次谈判不会轻松。”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早已就气候问题有过多次博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指出，哥本哈根之前的多次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屡屡在强制性减排指标等问题上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施压。部分西方国家罔顾历史事实，要求中国在减排问题上作出更多承诺。
分析人士指出，排放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以“碳排放额”为核心的博弈背后是政治和经济利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指出，气候谈判表面上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的谈判，更深层次则涉及到各国竞争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空间。欧美发达国家气候谈判的实质就是试图占有未来新型能源技术和市场，垄断环境容量划分，最终实现对低碳经济的控制，这就是从巴厘岛会议到哥本哈根会议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根源。
中国社科院城市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也表示，中国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都不容忽视，某些发达国家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气候变化挂钩，有强迫中国承担超出自己能力的责任的倾向。“由于中国发展势头明显，可以预见，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承担的压力将越来越大。”潘家华说。
“尽管政治家们的博弈不会在短期内达成一致，但全球对于气候变暖和碳排放的关注，已对中国政府和产业界形成了现实的压力。比如，中国政府领导人今后在国际场合将会遇到更多关于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表示，“中国无法回避这类问题，因为在温室气体排放上，中国是一个迅猛增长的生力军。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但国外有研究显示，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一。”
今年7月24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华时说：“中国掌握着决定气候谈判成功的钥匙。”在贺军看来，此话的弦外之音是：如果中国不积极参与和承诺，气候谈判失败的责任就在中国。
有专家表示，中国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作出很大努力。据我国发改委统计，从2006年到2008年，中国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了10.1%，节能约2.9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7亿吨。联合国专门负责气候变化谈判的一位官员对此表示了肯定：“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举措已位于世界前列”。
在目前联合国气候谈判的阵营中，中国的地位是“77+1”，“77”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就是中国。“现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再能接受中国躲在‘77’的众多国家和地区之中了。”贺军表示，“不论愿不愿意，中国避无可避！”
既然国际环境无法回避，如何应对和参与就成为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贺军认为，中国应该采取的基本策略是在政治和外交层面的积极参与及合作姿态，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9月22日在联合国的表态。胡锦涛说，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四点：一是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的下降；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四是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
“政府层面的积极参与，可以为中国在全球碳排放问题上的博弈中，争取到比较主动的地位，同时可以展示中国负责任的姿态。”贺军表示，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负责任”的一面，也是消除各国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心的有效做法。
3
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承诺容易践行难，专家表示，“绿色”、“低碳”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但基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也要看到挑战的存在。“中国做出的减排承诺非常不易，但在十字路口前，中国必须抉择。”邹骥表示。
中国是最易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据测算，未来20年到100年，中国气温还将持续升高。到2020年，年平均气温将可能变暖0.5?0.7摄氏度。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宣布中国减排目标的同时，还确定了“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15%左右”的目标。
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专家姜鑫民表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削减碳排总量对中国有一定的挑战，但从国内动力和国际压力两方面来看，也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中国要实现工业化，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趋势是难以逆转的。发展低碳经济是经济转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向着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的必经之途。”
国元证券低碳经济与新能源研究小组研究员周海鸥同样表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中国发展低碳经济有客观困难：中国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能源资源消耗大；中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大量的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随出口产品间接出口；资源禀赋特点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中短期难以改变；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低碳技术转让存在障碍等。同时，发展低碳经济还有体制和机制障碍，如能源价格受政府管制，补贴力度较大；企业节能减排面临政策障碍，动力不足；推进节能减排主要靠行政手段，缺乏市场化机制。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目前已经在多个低碳产品和服务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其中以可再生能源相关行业最为突出。2009年3月，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布绿色富豪榜，在上榜的全球100位绿色巨人中，中国内地占17席，在这17人中，11人从事太阳能产业。低碳经济的各细分子领域加速发展，早已不是“一枝独秀不是春”，而是“百花齐放春满园”了。
周海鸥表示，在可再生能源、核能等新能源上，中国应从生产大国迈向消费大国。其中，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将为中国汽车产业开辟“非常规的快速发展之路”。
贺军认为，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必须调整。“中国目前碳排放迅速增长的局面，与中国的能源消费构成有很大关系。中国的能源消费对煤炭的依赖度很高，煤炭占中国能源消耗的70%以上。由于煤的碳含量很高，因此，燃烧煤炭产生的温室气体量很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耗国，倘若中国不在能源战略上进行调整，改变对煤炭依赖过大的消费特点，将难以减轻碳排放的压力。”贺军说，“为此，中国应该在能源消费多元化、煤炭利用多元化等方面多下功夫，加大对各种新能源的利用，以多种政策来引导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
贺军也指出，新能源汽车应该成为国家重点推动的重要产业，“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要比传统汽车领域的差距小得多。在中国推动新能源汽车，以中国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路，甚至会颠覆传统汽车产业的某些模式。”
在专家看来，中国新能源技术在起跑线上并没落后太多，而新能源产业链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十分可观。“中国在新能源利用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相对较小，市场对新能源的接受度也较高。新能源的发展还能带动起相关的产业链，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容低估，这对于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参与积极性十分重要。在国内，风能、太阳能、核能、生物质能等能源形式的利用，都能带动起大量的相关产业发展。”贺军认为，我国政府应结合国情，有效地推动新能源技术的应用，并制订出相应的国家目标，将其列入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最好能使之具有法律效力。
周海鸥和贺军还不约而同地指出，建筑节能的潜力也十分巨大，其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作用不容忽视。
“中国的城市化还将有巨大的扩张规模，建筑能耗和碳排放的数量极为可观。奥巴马在其新经济政策中，就把建筑节能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如大规模改造联邦政府办公楼，使之更节能；推动全国各地的学校设施升级，通过节能技术建设成21世纪的学校；对全国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更换原有的采暖系统，代之以节能和环保型新设备等。这些做法对中国来说也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它能带动节能建筑材料、节能技术、节能设备制造等产业链条，并且有助于培养民众节能减排的意识，在低碳经济教育方面也有附带的作用。”贺军表示。
周海鸥表示，作为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能源产业在我国最大的问题是成本太高，需求低迷。因此，新能源企业应该苦练内功，加强管理，创新技术，大力地降低生产成本，谨慎扩大规模。“由于相关技术仍以中低端为主，且融资机制匮乏，我国低碳经济远景令人鼓舞，但现实却依然很残酷。我们离低碳的未来还有着不小的差距。”他说道。
专家指出，中国的科技水平、创新能力和国家综合竞争力也有望在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得到质的飞跃。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将加强对节能、提高能效、洁净煤、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低碳和气候友好技术。“国家希望利用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带动整体科技水平的提升。能源技术的革新在整个文明史上发挥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姜鑫民说。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认为，有鉴于目前中国的科技研发实力水平，政府需要进一步鼓励创新，提高科研质量；对于已有的先进技术，应当向着降低成本、多元化应用、以及推动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方向努力。同时，政府应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完善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政策措施，健全管理体系和监督实施机制。增强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加快形成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据邹骥介绍，以节能减排技术为例，目前全球核心关键技术有60多种，包括能源的生产、供给、使用等范畴，而这60多种技术中有40多种不掌握在中国企业的手里，需要国际合作、发达国家的转让。
史立山表示，技术是关键，但还需要有人员、工艺流程、质量控制等软环境的配合，通过在国际合作中提高能力和锻炼。这也是国际框架下所要求的。
周海鸥表示，中美两国在低碳领域合作存在共同利益和巨大潜力，“美国在高科技，尤其是清洁能源的新技术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中国的优势在于拥有全球清洁能源最大的市场，并且整体制造成本相对低廉。”
“通过政策引导，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新能源产业创新、新能源企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引导产业发展和企业发展，这对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在新的背景下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培养新的产业增长点，使更多与低碳经济相关的创新型企业成长壮大，才能使中国在全球低碳经济的竞争格局，提升自己的层级，立于不败之地。”贺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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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与穷国的博弈
根据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3次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巴厘路线图》的规定，此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将努力通过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以代替2012年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规定了2008年到2012年的温室气体减排总量目标，而没有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强制的量化减排要求。确定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2012年至2020年，又称“中期减排目标”的量化减排目标，是此次会议的一大核心议题。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的气候问题专家迪林格表示，会议的最大看点就是能否弥合各国在减排目标上的分歧，并朝着统一、正确的方向前进。
就前期的讨论结果看，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应对碳减排。12月3日，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宣布，到2020年，印度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20%?25%。此前，中国政府已于11月26日公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全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在担当减排责任时“裹足不前”。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计，发达国家需要到2020年前，在1990年排放量基础上减排25%至40%，才能避免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影响。发展中国家据此要求发达国家到2020年，应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0%。然而，正如加拿大环保组织戴维？铃木基金会的马歇尔所指出，发达国家的减排水平不能让人满意。
专家指出，美、日等排放大国在减排承诺上要么玩“文字游戏”，如美国11月25日宣布减排目标，比2005年减排17%，若换算成以1990年为基准，实际上只减排4%；要么开“空头支票”，如日本虽提出25%的减排目标，却同时要求所有主要排放国都参与减排，与联合国确立的原则相悖。即使是对气候谈判最积极的欧盟，也只承诺20%到30%的减排目标。只有挪威承诺减排40%。
除了减排幅度，在资金和技术方面，虽然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表示了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意愿，但在资金数额是多少，由哪些国家以什么方式提供等方面，始终没有具体承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德布尔表示，为帮助有关国家适应目前已经无法避免的气候变化影响，今后3年每年至少需要100亿美元，长期来看更是需要按千亿美元计算的巨额资金。欧盟预测，从2020年起，发展中国家每年至少需要1000亿欧元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其中一半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
这些钱由谁来掏？德布尔明确提出，欧盟、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有责任应对气候变化，也更有能力提供资金。然而，今年10月欧盟秋季首脑会议就气候变化问题形成的文件，绝口不提欧盟早先达成的具体资金数额，特意模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界限，强调所有国家都要作出贡献。
实际上，答案早就写在了白纸黑字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都指出，发达国家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原因很简单：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是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责任人。
数据显示，从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到1950年，在人类燃烧化石燃料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的排放占了95%。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总排放量的77%。即便在今天，占世界人口约22%的发达国家仍消耗着全球70%以上的能源，排放50%以上的温室气体。多数发达国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多数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一些小岛国甚至可能因此遭受“没顶”之灾。
在道义的压力下，发达国家虽然口头上表示愿意出钱帮助发展中国家，但在实际掏钱时却都扭扭捏捏，一直没有拿出让国际社会满意的资金方案。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77国集团上月底在北京达成共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应涵盖长期合作、缓冲、资金和技术转让等内容，并应考虑落后国家、岛屿国和非洲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特殊需求。
77国集团主席国代表迪平指出，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应有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因此，光讲求人道只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和无谓地制造出更多的排放”。他说：“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手中有钱的国家不愿意出钱解决那些实际上是由他们所造成的问题。”而在不少人看来，资金问题已成了会议的最大障碍。丹麦气候与能源大臣康妮？赫泽高表示，“财政方面的决定”是发达国家面临的最紧迫问题。
据英国《卫报》报道，一份机密文件显示，欧盟希望使用现有的海外援助资金来帮助穷国应对气候变化，而并不打算新增资金。该报道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求在2020年之前每年得到4000亿美元，而发达国家只同意付出1000亿欧元约1646亿美元，双方的立场几乎不可调和。
“技术上的支持也需要发达国家更明确的表态。”一位分析人士指出，“因为发达国家在清洁能源技术上拥有绝对优势，以何种方式、何种价格转让或出售技术，主动权在发达国家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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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压力
11月26日，中国政府公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即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远远超出了“巴厘路线图”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
尽管如此，包括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项目主任迈克尔？列维在内的众多人士还是认为，中国的这番承诺并不足以打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谈判僵局。发展中国家减排压力仍然很大。
东方证券分析师郑恺量化地分析道，一方面，尽管2005年我国人均碳排放量仅为1.24吨，但由于人口基数很大，导致目前排放总量在16.13亿吨左右，仅次于美国的17.96亿吨。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区别的是，我国的承诺减排不是以绝对量为基础，而是以单位
GDP排放为基础，这是一个相对量指标，表明只要我国经济仍在快速增长过程中，未来的碳排放就将保持快速增长。据其计算，假定我国未来10年仍以7.5%的GDP增速成长，2020年我国的碳排放数量经过减排40%后，将达到28.64亿吨，届时将占到全球排放量的36%，远超其他国家。“这样很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并导致国际减排压力上升，如碳关税等会迫使我们做出更大的减排承诺。”
郑恺表示，“此外，目前大多数国家在碳排放上已经有利益一致化趋向，特别是一些受害的中小不发达国家，如马尔代夫、图瓦卢等利益团体，他们将代表其他经济体向我们施压。谈判态势对中国、印度等排放大国非常不利。一般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大幅度减排；而发达国家却无意为这些国家设立有约束力的减排义务，但会要求发展中排放大国承担减排义务。一般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其谈判目标，也会支持发达国家的这一立场，这恰恰是发达国家分化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因此，中国此次谈判不会轻松。”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早已就气候问题有过多次博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指出，哥本哈根之前的多次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屡屡在强制性减排指标等问题上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施压。部分西方国家罔顾历史事实，要求中国在减排问题上作出更多承诺。
分析人士指出，排放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以“碳排放额”为核心的博弈背后是政治和经济利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指出，气候谈判表面上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的谈判，更深层次则涉及到各国竞争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空间。欧美发达国家气候谈判的实质就是试图占有未来新型能源技术和市场，垄断环境容量划分，最终实现对低碳经济的控制，这就是从巴厘岛会议到哥本哈根会议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根源。
中国社科院城市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也表示，中国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都不容忽视，某些发达国家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气候变化挂钩，有强迫中国承担超出自己能力的责任的倾向。“由于中国发展势头明显，可以预见，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承担的压力将越来越大。”潘家华说。
“尽管政治家们的博弈不会在短期内达成一致，但全球对于气候变暖和碳排放的关注，已对中国政府和产业界形成了现实的压力。比如，中国政府领导人今后在国际场合将会遇到更多关于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表示，“中国无法回避这类问题，因为在温室气体排放上，中国是一个迅猛增长的生力军。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但国外有研究显示，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一。”
今年7月24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华时说：“中国掌握着决定气候谈判成功的钥匙。”在贺军看来，此话的弦外之音是：如果中国不积极参与和承诺，气候谈判失败的责任就在中国。
有专家表示，中国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作出很大努力。据我国发改委统计，从2006年到2008年，中国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了10.1%，节能约2.9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7亿吨。联合国专门负责气候变化谈判的一位官员对此表示了肯定：“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举措已位于世界前列”。
在目前联合国气候谈判的阵营中，中国的地位是“77+1”，“77”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就是中国。“现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再能接受中国躲在‘77’的众多国家和地区之中了。”贺军表示，“不论愿不愿意，中国避无可避！”
既然国际环境无法回避，如何应对和参与就成为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贺军认为，中国应该采取的基本策略是在政治和外交层面的积极参与及合作姿态，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9月22日在联合国的表态。胡锦涛说，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四点：一是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的下降；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四是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
“政府层面的积极参与，可以为中国在全球碳排放问题上的博弈中，争取到比较主动的地位，同时可以展示中国负责任的姿态。”贺军表示，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负责任”的一面，也是消除各国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心的有效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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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承诺容易践行难，专家表示，“绿色”、“低碳”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但基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也要看到挑战的存在。“中国做出的减排承诺非常不易，但在十字路口前，中国必须抉择。”邹骥表示。
中国是最易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据测算，未来20年到100年，中国气温还将持续升高。到2020年，年平均气温将可能变暖0.5?0.7摄氏度。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宣布中国减排目标的同时，还确定了“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15%左右”的目标。
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专家姜鑫民表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削减碳排总量对中国有一定的挑战，但从国内动力和国际压力两方面来看，也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中国要实现工业化，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趋势是难以逆转的。发展低碳经济是经济转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向着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的必经之途。”
国元证券低碳经济与新能源研究小组研究员周海鸥同样表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中国发展低碳经济有客观困难：中国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能源资源消耗大；中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大量的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随出口产品间接出口；资源禀赋特点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中短期难以改变；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低碳技术转让存在障碍等。同时，发展低碳经济还有体制和机制障碍，如能源价格受政府管制，补贴力度较大；企业节能减排面临政策障碍，动力不足；推进节能减排主要靠行政手段，缺乏市场化机制。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目前已经在多个低碳产品和服务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其中以可再生能源相关行业最为突出。2009年3月，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布绿色富豪榜，在上榜的全球100位绿色巨人中，中国内地占17席，在这17人中，11人从事太阳能产业。低碳经济的各细分子领域加速发展，早已不是“一枝独秀不是春”，而是“百花齐放春满园”了。
周海鸥表示，在可再生能源、核能等新能源上，中国应从生产大国迈向消费大国。其中，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将为中国汽车产业开辟“非常规的快速发展之路”。
贺军认为，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必须调整。“中国目前碳排放迅速增长的局面，与中国的能源消费构成有很大关系。中国的能源消费对煤炭的依赖度很高，煤炭占中国能源消耗的70%以上。由于煤的碳含量很高，因此，燃烧煤炭产生的温室气体量很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耗国，倘若中国不在能源战略上进行调整，改变对煤炭依赖过大的消费特点，将难以减轻碳排放的压力。”贺军说，“为此，中国应该在能源消费多元化、煤炭利用多元化等方面多下功夫，加大对各种新能源的利用，以多种政策来引导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
贺军也指出，新能源汽车应该成为国家重点推动的重要产业，“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要比传统汽车领域的差距小得多。在中国推动新能源汽车，以中国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路，甚至会颠覆传统汽车产业的某些模式。”
在专家看来，中国新能源技术在起跑线上并没落后太多，而新能源产业链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十分可观。“中国在新能源利用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相对较小，市场对新能源的接受度也较高。新能源的发展还能带动起相关的产业链，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容低估，这对于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参与积极性十分重要。在国内，风能、太阳能、核能、生物质能等能源形式的利用，都能带动起大量的相关产业发展。”贺军认为，我国政府应结合国情，有效地推动新能源技术的应用，并制订出相应的国家目标，将其列入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最好能使之具有法律效力。
周海鸥和贺军还不约而同地指出，建筑节能的潜力也十分巨大，其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作用不容忽视。
“中国的城市化还将有巨大的扩张规模，建筑能耗和碳排放的数量极为可观。奥巴马在其新经济政策中，就把建筑节能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如大规模改造联邦政府办公楼，使之更节能；推动全国各地的学校设施升级，通过节能技术建设成21世纪的学校；对全国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更换原有的采暖系统，代之以节能和环保型新设备等。这些做法对中国来说也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它能带动节能建筑材料、节能技术、节能设备制造等产业链条，并且有助于培养民众节能减排的意识，在低碳经济教育方面也有附带的作用。”贺军表示。
周海鸥表示，作为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能源产业在我国最大的问题是成本太高，需求低迷。因此，新能源企业应该苦练内功，加强管理，创新技术，大力地降低生产成本，谨慎扩大规模。“由于相关技术仍以中低端为主，且融资机制匮乏，我国低碳经济远景令人鼓舞，但现实却依然很残酷。我们离低碳的未来还有着不小的差距。”他说道。
专家指出，中国的科技水平、创新能力和国家综合竞争力也有望在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得到质的飞跃。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将加强对节能、提高能效、洁净煤、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低碳和气候友好技术。“国家希望利用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带动整体科技水平的提升。能源技术的革新在整个文明史上发挥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姜鑫民说。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认为，有鉴于目前中国的科技研发实力水平，政府需要进一步鼓励创新，提高科研质量；对于已有的先进技术，应当向着降低成本、多元化应用、以及推动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方向努力。同时，政府应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完善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政策措施，健全管理体系和监督实施机制。增强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加快形成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据邹骥介绍，以节能减排技术为例，目前全球核心关键技术有60多种，包括能源的生产、供给、使用等范畴，而这60多种技术中有40多种不掌握在中国企业的手里，需要国际合作、发达国家的转让。
史立山表示，技术是关键，但还需要有人员、工艺流程、质量控制等软环境的配合，通过在国际合作中提高能力和锻炼。这也是国际框架下所要求的。
周海鸥表示，中美两国在低碳领域合作存在共同利益和巨大潜力，“美国在高科技，尤其是清洁能源的新技术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中国的优势在于拥有全球清洁能源最大的市场，并且整体制造成本相对低廉。”
“通过政策引导，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新能源产业创新、新能源企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引导产业发展和企业发展，这对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在新的背景下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培养新的产业增长点，使更多与低碳经济相关的创新型企业成长壮大，才能使中国在全球低碳经济的竞争格局，提升自己的层级，立于不败之地。”贺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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